汉代经学观念的兴衰起伏，不断影响着汉代骚体赋形式的变革

发布日期：2025-01-22 22:21    点击次数：103

汉代骚体赋源出于楚辞，采用楚骚的“兮”字基本句式，并以“赋”名篇，是汉代文学作品中独具特色的一种。由于处于汉代“昌明”且“极盛”的经学背景之下，骚体赋家普遍表现出对经学的推崇和热衷，因此，汉代骚体赋也蒙上了一层经学的面纱，其发展流变深受经学影响。汉代骚体赋的创作背景与经学的“大一统”观念息息相关。

骚体赋与经学“大一统”观念的叛离

作为继秦王朝之后的第二个中央集权政权，西汉政权建立后，一方面承袭秦朝旧制，继续以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封建国家为主要目标；另一方面在秦制基础上改进创新，使封建制度更加完善，在完成政治秩序“大一统”的基础上，继续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

西汉初年士人为学的状态基本是诸子齐头竞进，各家学派间不乏碰撞交融，此时儒家经学还未被纳入统治者视线。在众多思想中以道法为中心，兼采儒、墨、名、阴阳各家学说的黄老思想占据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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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心思想——道家便着重表现于士人的文学创作中，借汉初骚体赋大放异彩。当然，为骚体赋家所吸收的守身保命、隐逸出世等老庄道家思想本就处于“大一统”观念的对立面上。

除了诸子并行有碍思想一统外，楚文化作为骚体赋的生存环境和创作源头，也存在与“大一统”趋向相悖的因素。汉代统治者要想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一统”，就必须建立起能够代表中央权威且全国上下都能接受、遵从的绝对思想。

然而楚文化虽于汉初兴盛。楚文化的最佳代言人——屈原及其作品被后人指为包含“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四个“异乎经典”的层面，而汉初骚体赋整体走顺延追思屈原、模拟屈骚的道路，自然也保存了与经典相悖的因素。

需要说明，虽然经学大一统的局势成型于武帝时期，但自汉朝初建，君主们便致力于政权的统一，原有的自由宽松的游士风气受到严重影响，士人们不得不受限于“大一统”观念。正因如此，骚体赋中之“怨”除了汲取楚人与生俱来之“怨”气，更带上汉初士人对“大一统”观念的悖怨。

骚体赋作家的心态变化与经学“大一统”

不同于汉初骚体赋与经学“一统”的普遍疏离，西汉中期的骚体赋既表现出对“大一统”皇权的热情颂赞，又难以抹杀与专制统治的冲突对立，因而呈现出难以调和的矛盾状态。这与儒家文化在当时的兴盛密切相关。

在儒家独大、经学为尊的社会，广大学子为了实现抱负、改变命运，就必须研读经书，如此才能步入仕途，接近权利的中心。因此，在朝为官的朝臣们不仅是政治家，还是经学家。

考察汉代的骚体赋作家，几乎都是参与政治或者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士人，也正因如此，不论是在当时的政治言论中，还是辞赋作品中，都时时刻刻蕴含着经学因素。经学的“大一统”观念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中，表面上是王是公力压子虚和乌有先生，极力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广大奇异和天子游猎是的壮观景象，实际上是天子的浩大声威完全压倒了齐、楚两国诸侯。司马相如实际上是在“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基础上，宣传“君臣之义”，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秩序服务。

武帝之后，骚体赋继续流传于昭宣时期。此阶段颂扬君明臣贤、百姓安居的大赋及颂文占首要位置，抒发个人情感的骚体赋创作较少，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王褒的拟骚之作——《九怀》。

骚体赋的分流及经学“大一统”的衰弱

相较于汉初骚体赋以承继屈骚为主流，西汉后期的骚体赋创作则更加自由多变，并呈现出不同的情感趋向。纵观西汉后期骚体赋的创作情况，主要表现为三种基本走向：

一为遭受打压仍怀抱希望，关心朝政；二为正本清源，试图改造进行经学内部纯化；三为疏离政治，转身素业以明哲保身。骚体赋作为士人思想的反馈和情感的流露，其不同趋向自然可以追究于士人的坎坷命运与分流情况。而士人的命运遭际又与诡谲多变的政局和盛极而衰的经学“一统”观念脱不了干系。

上文所述的三种骚体赋基本走向，既是文学领域的开拓创新，也是社会大环境中士人的政治、情感彰显。外戚摄政、宦官专权作为阻碍大一统皇权实施的重大宿疾之一，于西汉后期尤为突显。

骚体赋家深处庙堂，必然难逃压迫。刘向历经宣、元、成三代帝王，屡遭外戚排挤，还因弘恭、石显构陷获罪入狱；刘歆被迫流放，徙任五原，究其原因，可为后党得势后之打压。由此，西汉后期骚体赋的创作不仅是因为个人际遇，更饱含对汉室正统地位的深切担忧。

在经学“一统”观念与中央一统政治双重衰弱的现状下，士人们各寻出路，或怀抱希望，或试图改造，又或反身素业，骚体赋走向分流。然而，面对外戚宦官专政祸国这一主要矛盾，士人们又无一例外地以经学为“武器”，利用阴阳、灾异、星象等手段，向权臣宦官展开激烈的控诉，抒泄心中不满，经学影响之深广由此可见。

骚体赋的道德关注及经学“大一统”的再现

不论是着眼于外在功利或是内在精神，不论是悲观的或是乐观的，退缩的或是进取的，无疑都是东汉士人于经学“大一统”观念再现局势下的特别反应。立志于道、慎执操守本就是明经修行的重要基础，在东汉经学儒术盛行的背景下，士人的道德意识得到充分滋养。

东汉士人更多注重个体德操的培养和维护，这一特点深切体现在骚体赋创作中。《慰志赋》不仅是崔篆的人生总结，更是他终其一生进行德行自守的侧面展现。

两汉之交政局纷乱，无法独洁己身的崔篆不得不出仕莽朝。光武立国后，出任建新大尹一事无疑是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为了守住自身道德与儒士名节，他“遂辞归不仕”。

在《慰志赋》中他丝毫不避言事莽之过。崔篆虽有过失，却是出于尽孝之情的无奈之举，考察其上任后的种种作为，以及谢绝贤良、辞归不仕的审慎选择，更能彰显出他对于自我德行的检束，以及对价值理想与名节的坚守。相比于同时代的陈咸，要磊落高尚得多。赋中还写到崔篆的晚年生活：在人生的最后，崔篆仍以守性全身、修德进取之意完成着贯穿一生的道德坚守。

骚体赋中表现出来的对个体道德与精神的关注，一方面源自于士人的道德人格，但这一点在生活的利益原则中似乎并不十分牢靠，还需要儒家与法家两种学问的共同催化。

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光武帝终于保住了刘汉政权，再次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充分证明了经学“大一统”观念强大的生命力。为了巩固一统，东汉早期统治者颂扬儒学，扶植经学发展。

可以说，统治者为振兴儒家经学所作的努力，直接培植了东汉士人高度的道德操守，除此之外的法令推进，同样间接言明了道德的重要。东汉早期骚体赋的道德倾向便是士人在经学“大一统”观念影响下的主要文本产物。

骚体赋的回归及政权与经学的双重跌落

东汉后期，特别是汉末，在季世普遍的政治疲惫氛围下，党锢之祸又给予士人救国匡正怀抱以沉痛打击。现实的痛苦加速了已有的向内在自我转化的进程，士人们明显地避开政治旋涡，将其热情更多地倾注于独特人生的思考和社会关注。

骚体赋作为汉末士人展现个性与情感的主要文体之一，表现出从直接批判与抒情展示两个方面与经学进行主动的、自觉的对抗态势，以此实现复兴与回归。

然而，士人虽然表现出对“一统”政治的强烈疏离感，但所用之“武器”仍具有浓厚的儒家经学底色。士人在运用经学观念完成对政权批判的过程中，不仅展示了儒学经术思维的根深蒂固，同时也显现出政治态度与文学思想进程的不同步性。

总之，汉代骚体赋经历了由与“大一统”观念的悖离以致渐趋边缘化，到颂扬与抵牾并存，到逐步走向分流，再到彰显士人道德，最终实现复兴回归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两汉士人对经学“一统”的态度呈现着抵触——矛盾——批判——适应——对抗的阶段变化，实与骚体赋的流变密切关联。

要知道，屈骚并非单纯意义的文学作品，汉代骚赋作家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文学作家，所以承继于屈骚的汉代骚体赋创作必然要受到主流思想的干预与限制，经学的“大一统”观念也必然作用于汉代骚体赋的整个演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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